日前，新京报披露青海省民和县违规收缴绿化费一事。记者发现，该行为在青海并非个例，白银市平川区也在近期下发红头文件，强制要求收取已被国家财政部叫停的绿化费。 （新京报12月29日）

    何为红头文件？它一般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并公布，在一定范围、时间内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，其本身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。然近年来，一些饱受争议的红头文件屡被曝光，就像报道中的青海一区政府，在绿化费废止已经两年语境下，居然发红头文件催缴一样，什么红头文件“卖水泥”、 红头文件“抽烟计划”、“红头劝捐”、 关于城区买房达25万元子女中考加分的政策文件……可谓是无奇不有，让观者唏嘘不已。如今红头文件“馋费”真是因为造林缺乏资金？它能否再次成为糟践“红头文件”的荒唐蓝本？

    正如平川区一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所述“我们都知道部委叫停了这笔钱，硬性要收，反映了也没用”。不可否认，多年来借红头文件的噱头，乱收费、乱罚款和乱摊派，用土政策来获取不当利益的地方政府不在少数。诚然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为获得更大利益，动辄用“红头文件”开道，常常利用“红头文件”争取有利自身的行政许可权，擅自制定一些“土政策”或“土规定”予以“强行”实施，使得民众敢怒不敢言。究其原因，这些红头文件之所以如此“任性”，归根结底还是人治的思维在作祟。一些政府机构将公权当成了部门领导的私权，将下达工作要求的渠道当成了传递个人好恶的渠道，实则是权力“任性”。

    暂且不论林业局工作人了不了解国家财政要求停止收缴该费用一事，或是如回应称，文件中所指的绿化费是指义务植树以资代劳费，即每个公民每年为国土绿化无报酬地完成3-5棵的植树、整地、抚育、管护等绿化任务需要的费用。试问，办法还提及，绿化费收缴工作纳入区精神文明年度考核，有是何种缘故？看来红头文件“馋费”原因不是真正造林缺乏资金，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权力意识膨胀，滥用行政权力，规避中央政策，将权力部门化、私有化，将利益文件化，以规章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实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监督之殇所致。

    透过红头文件“馋费”，再次让民众看到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，和如何在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形象。不可否认红头文件“馋费”来自多个方面因素，板子不能只打在催缴部门，它的正当与否、规范与否，是谁在把关尤为重要。一个废止两年的“红头文件”能“出炉”彰显的是权力与利益的交织，其发布的范围无论有多大，都是与法律法规相背离，以规章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实，既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又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。看来红头文件“馋费”，不但已经无法堵住造林资金缺乏“缺口”，更无法修补跌碎的公信力。

    最后，银杏种植基地以为要根治红头文件“馋费”，尤需规范行政程序，将公权关进法制的“笼子”，制定权力“门槛”，将“红头文件”置于阳光之下；另外，加快晾晒政府“权力清单”进程，接受公众监督，加大追责风险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减少权力“任性”，让“红头文件”真正成为民众的福音，让官民关系驶向良性轨道。